少年维特之烦恼 | 评《宣言》

剧评人:随庭

演出:宣言

团体:戏剧盒、必要剧场

日期:2016年3月9日

时间:晚上8点

地点:必要剧场黑箱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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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盒与必要剧场联合呈献的《宣言》,是一出令人无法避重就轻来观看或评论的剧场演出。但要诚实地评论这部戏,并非易事,原因很多:其一,宣言是个严肃的词汇,当两个向来关注讨论社会议题的团体,以宣言为名制作一出戏,不仅仅是宣言的内容主张值得认真思考、讨论,发出宣言的整个生态土壤(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发声群体迫切的情感内涵,无一不在剧场空间内交织铺陈,邀请观众直面其中的残酷、敏感与争议。其二,《宣言》的精彩程度与其叙事和艺术手法的复杂程度是成正比的,多重时间的叙事和丰富的跨媒介运用,对观众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剧场体验,但同时对观众的思考与解读能力也要求更高,评论也是一种挑战。当然,这是《宣言》有意达到的效果,对剧场与观众,都是良性的刺激。其三,《宣言》实际上也在拷问每个观众在《宣言》所讨论的社会情境下的身份与位置。对艺术工作者而言,《宣言》所表现出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应当是并不陌生的。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面对、不断思考并协商这些问题。剧中艺术家的生活困境与内心纠葛,更能毫不费力地直击他们的心。然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艺术或政治看似与他们的生活同样遥远,如何唤起观众对这两者的认知与思考,如何让观众反思“艺术家也是公民”的真诚与荒谬,不仅是《宣言》这部戏努力在剧场空间内产生的效果,在剧场空间外,评论也有延续这一对话的责任。最终,探索自由的界限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勇气,推倒的墙可能会砸回自己身上。但始终需要有人发力,有人跟随,否则就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不论是挑战还是困难,评论还是要踏实地尽力书写,并非这部戏需要怎样的评论,而是作为剧评人和观众,有些时候需要迎难而上。

《宣言》的叙事在四个历史时期交替进行,横跨70年的事件,在不同时代彼此映照,表现出艺术工作者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挣扎。黑箱剧场内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舞台,中央是一桌二椅,左右两边各有四张白色的椅子相对而立,椅子后方是八位演员换装的地点(另一位主要演员多数时间作为音响艺术家)。舞台正面后方是一个横向呈折叠角度、上下对称的幕布。在演出中,八位演员不仅在四个历史时期的叙事中穿插来回,扮演多个角色,他们也不断地在舞台上穿梭,站在不同的角度注视、参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幕布更通过呈现预录与直播的影像,以舞台电影的方式丰富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对称的舞台设计所创造的镜面感,与回环往复的多线叙事,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将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人事联系起来。于是,舞台上艺术工作者面对历史,也透过历史的镜子面对彼此,在反思、评判、争论之外,还有一种可贵的支持、体谅与团圆。表演最后,幕布上出现演员扮演过的所有角色,一个一个地走进来,通过影像技术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真正的群体。但在历史的现实中,艺术工作者是一个强烈存在又无法定义、无法成型的社群。陈崇敬(必要剧场艺术总监)认为,“《宣言》发生在一个有团结的可能性的时代。” 《宣言》似乎在提示我们,在与历史的不安、未来的无力进行沟通的当下,艺术工作者的团结或许是踏实可行的,亦是重要的:在团结的前提下,宣言才可能发生,才可能有所作为。

《宣言》所使用的艺术形式非常丰富,除了舞台电影之外,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发生在黑箱剧场之外,整整二十分钟的假双年展。它的“假”,只是因为这个艺术展是剧场虚构叙事的一部分,被设定发生在2024年。但这个题为“谎言与秘密”的双年展,一点也不含糊,以声音为主要材料,在不同房间内播放不同身份的人的对话,其中包括艺术工作者、政治家、宗教领袖、反对党成员等。整个展览场地挂满长条形的布条,与艺术展条纹形的logo相一致,欲盖弥彰。在我看来,这段二十分钟的时间,在整个复杂的叙事结构中,有一种缓冲的作用。展览的主题与内容跟整个《宣言》的事件是休戚相关的,当我以自己的速度欣赏这个展览,我不仅在思考眼前看到的艺术作品,也同时在消化之前剧场内不同时代的故事。而在这个展览之后,叙事的复杂与精妙渐入佳境,我似乎更能整体地去分析思考叙事结构中的相互张力。同样,《宣言》也在剧场内,再借用论坛剧场的形式来探讨艺术工作者在政治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和位置。艺术是纯粹的,即使在权力关系的笼罩下,对真相有一如既往的追求与想象,这种纯粹或许令人惧怕。但艺术并不提供真相,“秘密与谎言”的展览只通过这些条纹、喧哗的声音、晦暗的光影来发问,来揭露我们与真相之间遮遮掩掩的墙,论坛剧场也是提供一个对话、思考的平台。不论是艺术展览还是论坛剧场,《宣言》都在试图回归到艺术本身,以艺术来处理复杂的生活素材、讨论更深刻的问题,政治只是其中之一。《宣言》让我们思考艺术的功能,艺术工作者的角色与创作环境,应该保有多大的自由?我们思考的权利是否受到不必要的、反智的干扰?在剧场内,我深刻感觉到,艺术正努力把思考的权利交还给我们。

《宣言》中对艺术、历史与政治作出了直接、犀利的质问,但同时它处理的情感又颇为细腻并具感染力。从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开始,直至未来的2024年,舞台上许多艺术工作者的命运挟卷于历史洪流之中。马来演员Som与华族画家平的感情,贯穿了四个时期,他们坎坷的经历衬托出时代力量塑造下个体生命的无辜与无奈,显得尤为动人。透过Som与平的故事,许多社会符号隐藏其中:多元种族的文化碰撞、混杂的语言使用、现代国家的建造发展等,平的离境失踪不仅是对政治事件的回溯,也将地缘政治的版图带入历史脉络之中。尽管这段情感关系,有众多意义需要承载,仍然将我打动,淑蒂最后的独白真挚揪心。而八十年代人人自危的语言游戏,录像与纪录片中的内心剖白,正是这些形式背后盘桓多年的情感,让“宣言”发出的声音有了历史的厚度与人文的态度。对这一部分的细致处理,与对争议问题的尖锐呈现结合,而达到一种相得益彰的平衡效果。七十年的历史变化让我们反思艺术家的经历与诉求:他们想要的,并非一个纤尘不染的乌托邦,而是一块可供开垦的土壤,不在乎满身泥污。他们没有想过不劳而获,但也没必要如此举步维艰。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十八世纪的小说,它与《宣言》自然有许多不同。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宣言》中艺术工作者的烦恼却不无相似之处,在艺术与现实间挣扎的困境或许是古今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尽管少年维特最终自杀,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让人们反思社会、产生讨论,而思考与讨论是进步的希望。艺术工作者是正视烦恼的少年维特,《宣言》是正视艺术工作者之烦恼的一部作品,是否希望可以从烦恼中诞生?对普通观众而言,我相信,观看《宣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完成,接触甚至产生一些烦恼,也许不是坏事。当然,十八岁以下的少年维特们,无需担心,他们还不具备烦恼的资格。

照片由Caleb Ming / SURROUN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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