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人：周文龙
演出：贱民 Underclass
团体：戏剧盒 Drama Box、必要剧场 The Necessary Stage
日期：2018年5月16日
时间：晚上8点
地点：必要剧场黑箱剧场 The Necessary Stage Black Box
谁是贱民？
是那个失去工作和房子，睡在纸皮“房子”的年长者欣怡吗？是成天渴望致富的马来年轻人佐哈利？是力争上游的社会企业老板丽莎？还是那个非常顾及个人形象的部长？
观看戏剧盒和必要剧场的《贱民》（Underclass）时，我不时问自己这些问题。
记得好几年前看的一部电影《行动代号：孙中山》，电影聚焦一群贫穷弱势群体，讲述他们为了摆脱穷迫窘境，想到了偷取学校储藏室没人看管的孙中山铜像。
但电影里的贫穷学生，穿着 Adidas 球鞋，校服洁白发亮，一点也不符合想象中的“贫穷”样子。
对此，导演易智言当时问道，贫穷定义是什么呢？是三个月没冲凉的脏兮兮样子吗？是身无分文、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形象吗？
又或者是，贫穷定义其实不在于有没有钱，而是在于一辈子努力，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状况的绝望和无力感。
据了解，《贱民》编剧哈里斯 · 沙玛（Haresh Sharma）在这出戏的编剧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不同背景的人，进行大量调查和采访，并把这些人的经历和故事融入到故事中。
然而对我而言，戏中许多人物塑造都显得刻板和脸谱化。无论是那意气风发的富裕企业老板，那充满理想热情的反对党员、或者是无法上游到社会较高阶层的马来年轻人，都是一些熟口熟脸的角色，仿佛是为了凸显立场鲜明而塑造的角色。这使到许多人物角色情感简单化和概念化，也令我难以从情感上去认同这些人的“贱”。
坚持理想的反对党员并不贱。他面对现实困境，理想得不到合理回报，可是他仍然有理想和坚持，生活仍然有方向感。简单几场戏，也无法让我了解他的“没有选择性”，感受他的无力感。
住在纸皮屋中的欣怡也不贱。她原来是一家公司老板秘书，却因一次中风而接连失去工作和房子，无奈得搬进出租单位，最后还堆起纸箱皮，住入进去。即便如此，当欣怡有工作时，她其实活的相当开心、自在，无需任何人给予同情。唯有当她失去工作，失去生活目标后，当她相互支持的朋友佐哈利也跟她要钱时，她才令人怜悯。
我始终认为，最可悲的贱民是绝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失去对未来的想象，连欺骗自己都无能为力。
如村上龙《希望之国》所言：“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真的是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可是，就是没有希望。”
所以《贱民》最触动我的角色其实是那装腔作势的部长。他或许不属于弱势群体，也不属于穷人，但他的悲剧可能就是他的不穷不弱，无论他如何努力地要改变现状，当他套上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的压力和不如意注定就会被大家所忽视。
他看似只会高谈财富分配理论和空泛的社会援助计划，但最终拿出黑胶带给欣怡，解决后者纸皮房不牢固问题的人是他。他经常投诉不够睡，不时打哈欠，结果当他把头迈入纸皮盒时，那才是他睡得最香甜的时刻。
当社会出现不平等情况时，问题往往都指向政治制度本身。《贱民》也不例外。借着2020年大选剧情背景，编导以戏谑方式对国家体制針砭时弊。可是，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却显示编导对国家体制缺乏了更宏观和包容性看法。
曾经跟一名老师谈起问题学生教育问题，老师总是带着不解的语气说：“我经常搞不懂为什么这些问题学生不好好用功读书，力求上进呢？”我有时也搞不懂，“好好用功读书”是否是衡量学生行为的唯一标准呢？不用功读书为什么是问题来源呢？
说到底，许多社会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很难一下就说清楚。固然，一味谈论各种社会援助计划措施，无助于解决弱势群体更现实、迫切的问题，但粗暴对着部长大骂三字经，或是简单地要求富人把财富分出来，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妥善方法呢？如果社会某些人缺乏同理心，我们就将矛头指向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是恶毒的，一切政策都只是将人民视为机器中的铆钉”，我们不禁要追问，社会问题和政治体制真的就是如此对立和不包容的吗？
《贱民》剧的后半部提出了虚构和现实的概念，质疑我们看到的新加坡繁荣景象是现实还是虚构，在这繁荣景象背后也许还有人性挣扎及被扭曲。
离开剧场时，我却在想，戏中许多弱势群体的描述多少接近真实，多少接近虚构呢？就像那部长接触欣怡，问她为什么要拾纸皮时，我们笑部长的无知，但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照片由 Tuckys Photograph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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