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人：随庭
演出：李尔亡
团体：九年剧场
日期：2018年10月28日
时间：下午3点
地点：戏剧中心剧院
《李尔亡》是九年剧场首次改编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将莎翁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搬上现代戏剧的舞台。纵使是以成熟的经典改编立足本地剧场的九年，面对莎士比亚的巨作，仍然承受着随经典文本的厚度而来，批评与接受的双重压力。导演谢燊杰坦言，如何说服观众，莎士比亚的戏能够“看得懂”、能够“欣赏”；如何回应观众可能提出，“400多年前一个英国人写的剧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质疑，是改编中无法避开的难题。在《李尔亡》中，导演谢燊杰精心设计了“戏中戏”的结构来对这些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处理与回应。
《李尔亡》改变了原作中的时间线，将故事放置在李尔王死后，由他身边的弄臣们所组成的“愚人协会”重演李尔王晚年的悲剧。于是，不同于《李尔亡》宣传海报中以全白服装示人的愚人形象，剧场舞台上的愚人，穿上颜色鲜艳的戏服，戴上夸张的发冠和传统行头，一出古典西方戏剧似乎变成东方文化中的“唱大戏”。而他们身处的舞台布景，则由九根直线灯带所简单框成，不仅充满现代科技的未来感，也清晰地划定出“戏中戏”的空间边界。强烈的色彩、服装的戏剧（戏曲）化与布景的极简、泾渭分明，一开始就给观众制造视觉上的对比与冲突，带来极怪异的观感。但这种鲜明的对比却与愚人看似滑稽、无厘头的形象和李尔王命运逐渐荒诞的走向形成了微妙的统一，刺激观众的思考反馈，与“戏中戏”的设置倒也相得益彰。由愚人在李尔王死后的搬演是对原作《李尔王》的第一重诠释与讨论。
而搬演过程中，愚人不时跳脱出角色，以制作团队的身份进行的“演中对谈”，则是对整个搬演的反思与诠释，由此打开了第二重讨论的空间。对谈的环节，是《李尔亡》改编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搬演和对谈才使整个“戏中戏”的结构得以完整。在对谈中，演员几乎毫不避讳地表达着对所搬演的戏剧文本的解读，间中透露出对具体政治环境、权力关系的看法。然而，对谈并未发生在真实的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之间，这种以回应形式所表现的自我诠释，似乎显得更为单向而过于直白。但对谈的形式的确打开了第三重讨论和诠释的空间，即观看《李尔亡》的观众，如何回应“演中对谈”里对搬演的种种评论。我看到观众因为听懂或抓住了某些意味明显的暗示和关键词，所爆发出掌声和笑声。或许难以分辨这些掌声和笑声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心照不宣，还是“点石成金”的恍然大悟，但的确体现出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理性满足和感性愉悦。而我，作为观众中的一员，同时身为评论者，对观众反应的思考与评论，则是第四重讨论的空间。在一个经久不衰又具有“旷世性”的经典文本上，通过“戏中戏”打开不同空间、层次丰富的互文性讨论，创造出多重诠释的效果，自然是九年剧场致力去达成的。但在这样精心构建的层次结构中，如何保证不是相同观点的持续传达与对接，而是展现更丰富的裂缝、引发更深入的讨论、催生更多面、更复杂的观点，或许更为不易，也更值得探索。
原作《李尔王》被改为《李尔亡》，突显“死亡”在剧中的关键意义。演绎莎士比亚经典巨作的现代意义。我认为当然是有的。导演谢燊杰既认同《李尔王》的主题是全球性的，又尤为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后伟人时代”的焦虑中。故作镇静和冷漠，是后伟人时代广泛存在的浮躁焦虑的反面症状，而莎翁剧中狂暴激烈的情感，是丰沛激荡、不可回避的水流。我们需要这样的涌动和回响。在这个节点上对《李尔王》的改编，或许也难逃一种影响的焦虑。时代的焦虑折叠于改编经典的现代意义的焦虑，对思考停滞的焦虑，对禁声不语的焦虑，急于戳破的焦虑。在后伟人时代的平静或被迫平静的表象中创作伟大的焦虑。迎接焦虑、表现焦虑也被视为回应焦虑、解脱焦虑的方式。
通过改编与重释去完成经典欣赏的教育，是九年剧场始终在做的。观众怀着怎样的知识与期待去看，更是被逐渐累积的作品和观剧体验所型塑的。面对《李尔王》的厚重，九年剧场的改编呈现了独具巧思的结构，演员精湛的演技也令观众对古典的悲剧感到信服；但同时权力与智慧不可兼得这一主题的凸显，被夯实于具体的政治语境中，而多少剥夺了更普世和更深广的诠释空间。《李尔亡》回应着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难题：如何让观众进入经典、接受经典。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九年剧场作出了选择。
照片由The Pond Photography拍摄，九年剧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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