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人：任骏之
演出：四四八（2019年华艺节）
团体：避难阶段
日期：2019年2月23日
时间：晚上6点至11点半
地点：滨海艺术中心 The ExciseMan Whisky Bar
《四四八》非常“个人”。除了因为跟“孤独”有关的主题很个人之外，观众的实质参与和体验更是非常“个人化”的。我想起去年看完《爱因与斯坦》后，我写下的评论：
“此时大家渐渐散去。我们从一个集体被拆解成一个个的个体。”
没有想到，这个结尾在一年后的《四四八》里延续。一年前的这个结尾让我耿耿于怀，想到演出结束就是“观众”这个集体被拆散，那么剧场的力量是否也随之消散？假如整个剧场被拆散，那是什么样子？
对我来说，《四四八》正是拆散了剧场。或把这视作“解放”剧场也可以。而且是全面性的解放。首先，观众不再像一般看戏那样与大家共处一室，而是每个人单独拥有自己的空间。从那些与L之间的电邮沟通开始，我们都在一个个由自己选择的极私密的空间里参与着。它可能是电脑荧幕里的电子邮箱，也可能是手机上的最新邮件提醒。它可能是在被窝里、书桌前、拥挤的地铁里、马路旁或朋友家楼下。打开邮箱、阅读邮件、与L产生关系的时候，《四四八》的空间在各自的眼前和身边展开。即使是在“正式”的演出时间，大家来到“正式”的场地 – 滨海艺术中心，我们都是“独自上路”。手上拿着制作单位提供的那本小书，依据（或不依据）书里的指引和选项，踏上一个人的旅途。在闷热的停车场里、在熙来攘往的走廊里、天台上、酒吧里或沙发上，发呆、创作，还是和路人的眼神交流，都是在自己个人选择的空间里进行。《四四八》起源自萨拉·凯恩的剧本《4.48精神崩溃》，如今来到网络这个无处不在的空间，与我们衔接上后，我们就在自己创建或想象的、各式各样的空间里进一步创作。剧场的集体空间解散了，成为一个个个体空间。
同样的，观众也不再在一起共度同样的时间。买了票后，每个人自行决定何时发送第一封邮件，开启自己对《四四八》的参与。L的来信与回复总是固定在凌晨的四点四十八分，但我们可以决定何时查看邮件、花多少时间阅读、何时回复。正式演出是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但在那之前，谁都可以去那酒吧看看、坐坐，或读信，或写信，或冥想，或画画。到了“规定”的日期和时间，我们可以选择准时六点钟来到，或是随意地在十一点半前的任何时间到场。戏演多久也没有定数。觉得无聊的话，可以五分钟就走。要“值回票价”的话，可以从开票第一天就买票，接着发邮件启动旅程，然后在酒吧里从六点待到十一点半，充分利用长达两个月“个人化体验”。当然票价只是其中一种衡量标准。对主题的共鸣感、本身的喜好、冒险精神、对剧场形式的好奇、对刘晓义的好奇等等，都可以是“这部戏该演多长”的依据。甚至，二月二十三日之后，任何时间，我们都还可以带着那本小书，继续属于自己的《四四八》旅程。
如此高的参与度和自由度，来自于“观众”这个身份的解放，还有观众与创作者和表演者之间关系的解放。在整个《四四八》的体验来看，避难阶段和刘晓义不再独揽创作者和表演者的身份。他们更大程度可视为启动者，或是连接者。他们启动了《四四八》的动能。他们连接了十九年前的萨拉·凯恩、《4.48精神崩溃》与今天的观众。而我们的“观众”身份，也从看到这部戏的宣传开始产生变化。决定花五十八块钱买票、看到网站上那段文字后决定发送电邮、决定在邮件里写些什么、想象L是谁… 一步一步地，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我们获得更多主动权和自主权，决定是否要转换身份，变成“创作者”，甚至“表演者”。从“众”到“者”，也是从“集体”到“个体”。不但获得主动权，行使主动权的时候，也很大程度地不受其他人影响。读邮件、回邮件、沉思、和自己对话，都极私密。或许有人会把邮件分享出去，但这个决定也是个人的。“正式”演出时，打开那本小书的第一页，写上了名字，就已没有回头，“个体”实实在在地被确立了。书里的文字没有一句是跟个人无关的，我感觉到它尝试把我拉回到个人的身体里、体验里、记忆里。我似乎在收集着我自己。而这跟其他人无关。
《四四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集体拆散成个体，或许是为了（让我们）收集自己、找回自己、重新找回自己。这个自己，跟其他人无关。两个月跟L的电邮来往，是把“其他人”剔除的阶段。“正式”演出的时候，是重头戏，是找回自己的关键时刻。写名字、画自画像、照镜子、写下喜欢自己的什么、在人群中寻找另一个自己、写下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写假想的遗书，一块一块把自己收集回来，拼凑出来。那么，我拼了多少？我收集了多少的自己？我找回自己了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因为L的力度不够，还是我漏了哪个步骤，做错了。我感觉我的《四四八》，是在个体和集体之间不断来回、徘徊。我“独自上路”，但路上我一直看到别人。我看到和我一样带着鲜艳颜色手环的《四四八》观众，我看到热闹的滨海艺术中心里的路人群众。看到他们的时候，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不禁要问：我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我是他们的谁？他们把眼光投向我的时候，“我”是否有改变？还有，找回自己，是否意味着要远离群众？当我在画自画像的时候，当我在人群中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时候，我找到的自己其实是被谁看到而产生的？这个时候，我渐渐地感觉到：有没有可能，“自己”是由集体投射出来的？有没有可能，“自己”是自己在四周的集体中选择然后建立出来的？抑或，“自己”就是一直在个体和集体之间徘徊？
关心剧场的人或许还会问：这是剧场吗？假若我们坚持“剧场”的构成一定要有“集体”，那么《四四八》用L这个字母、符号或假想人物，把大家拉在一起，大家彼此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大家都跟L有关联，或许可以“勉强”看作是一个“集体”？又或许，《四四八》使集体和个体形成了对比，产生对彼此的叩问，这就是它的“剧场”意义？又或许，“剧场”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标签？避难阶段与华艺节的三年合作来到尾声，留给我一堆疑问。我无法停下来，继续探问（参与）剧场的意义。第一组问题：我在剧场、我与剧场，还是，我是剧场？
照片由 Crispian Chan 拍摄，滨海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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